全國工商聯發布《中國民營企業“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報告(2019)》

發布時間:2019-08-26 15:20作者:王會晶閱讀:

摘要:區域政策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區際關系,解決矛盾問題,優化空間布局,提高資源空間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我國是一個地域大國,自然條件復雜多樣,歷史文化豐富多彩
  區域政策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區際關系,解決矛盾問題,優化空間布局,提高資源空間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我國是一個地域大國,自然條件復雜多樣,歷史文化豐富多彩,人文社會各具特色。這樣,各地在發展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區域利益關系的碰撞、沖突,需要調節、平衡。因此,區域政策就十分重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區域政策與時俱進,針對時弊,尋求突破,不斷適應新的發展情況并引領未來。區域政策不斷發展完善,內容不斷豐富創新,對象從單一到多元,效應從局部到綜合,手段從計劃到市場再到復合,更具系統性、理論性及實踐性,日益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民族繁榮、國家富強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生產力布局及區域經濟發展經歷了初創打基礎、“大躍進”增加產量、“三線建設”提升實力、改革開放先行先試、沿海率先發展、“四大板塊”和“三大支撐帶”、城市群、自貿區、國家級新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波瀾起伏的壯觀歷程。從總體上看,區域政策經歷了均衡發展、非均衡發展到協調發展三個階段,有過失誤和教訓,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黨的十九大提出,要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區域政策實踐與研究可以為今后更好地制定區域政策、促進區域經濟新發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提供諸多的啟示和借鑒。
 
  新中國初期30年均衡發展階段(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恢復經濟建設,改變工業基礎薄弱、產業布局畸形等現狀,國家采取了平衡全國工業生產力布局的均衡發展戰略,也被稱為生產力均衡布局階段。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計劃經濟體制,按照“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制定了以國家安全為目標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大力扶持內地經濟的發展及“三線建設”,發展國防及尖端技術,開啟了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起點。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實行以經濟恢復為主的生產力布局戰略。當時,我國經濟由于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影響,生產力布局離散,70%以上的工業集中分布于對外貿易便利的東部地區,內地發展嚴重滯緩;再加上朝鮮戰爭、美國經濟封鎖等因素的影響,外部環境嚴峻。在這種背景下,當時國家重點支持東北、華北和華東工業基地建設,并向內地輸送大量的企業和人才,比如:沈陽輪胎廠遷到樺甸,丹東造紙廠遷到佳木斯,上海的秦川機床、嘉陵機器等企業遷移至內地。
 
  為了改變落后的工業面貌、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國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向西推進生產力布局,實行計劃性的全國工業均衡布局,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從“一五計劃”開始,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在東北、華北和內地(西北和西南)等地建設了一批工業基地。為合理布局生產力,破解蘇聯僵化體制難題,毛澤東同志于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堅持“中蘇對照、以蘇為鑒、探索新路”,論述了生產力布局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以及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等,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區域政策中十分有影響力的論述、方略和原則。
 
  “二五”時期(1958—1962年)的基本任務仍然是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冀望實現工業均衡分布,各大省區建立相對完善獨立的經濟體系。但國際上中美、中蘇關系緊張,美帝侵越戰爭升級;國內“左傾”思想滲透,不切實際的“趕英超美”“大躍進”“大煉鋼”,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失調,我國陷入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另外,“三線建設”的生產力布局“遍地開花”“星羅棋布”,嚴重影響和損害了經濟效益。為此,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進一步穩定國民經濟。
 
  備國際上的戰爭沖突,“三五”(1966—1970年)、“四五”(1971—1975年)以及“五五”(1976—1980年)初期,國家的生產力布局逐漸向“大三線”轉移,我國開始進行第二次大規模西進活動,開展以西南為重點的內地新工業基地建設,同時建立各具特色、相互協作的經濟協作區,沿海與“三線”并重,各省市區發展“小三線”,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業和重點項目。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十年實施的均衡發展政策,主要是由上至下的單向指令式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央政府運用國家財力實施重大項目(基礎設施、國防)、進行投資建設與調控生產力布局,從空間層面對區域發展進行以大一統為特征的戰略規劃、指導調控。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東西部地區經濟不平衡的狀況,建立了一批初具規模的工業基地,奠定了我國工業化建設的基礎。但由于當時的工業發展主要出于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布局于分散的山區,以重工業尤其是軍工業優先,輕工業發展不足,物資出現短缺,再加上忽略了地方的經濟地理優勢,項目過于分散,市場力量受到抑制,進而影響了總體經濟效率。此外,均衡發展政策實際運用中“重內地輕沿海”的傾向抑制了東部地區甚至全國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升。
 
  改革開放早期非均衡發展階段(1979—1998年)
 
  1978年底,我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深刻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計劃經濟的弊端,這一時期非均衡發展受到推崇,基本上支配了我國經濟布局和地區發展。為盡快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首先選擇并鼓勵成本低見效快、項目易于落地、對外貿易便利的沿海城市和地區優先發展,分階段、有重點、求效益地開放沿江、沿帶及內陸地區,“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鄧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提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
 
  興辦經濟特區
 
  隨著“四人幫”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結束,社會經濟秩序開始恢復正常。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以改革開放為主要內容的指導方針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生產力布局戰略由以追求地區平衡為目的的“均衡”模式正式轉向以追求布局效率為目標的“傾斜”模式。1979年7月15日,中央批準廣東省先在與澳門和香港毗鄰的珠海和寶安(現深圳)兩地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設立我國對外開放的先導示范基地——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特區政策”意義非凡,可以說開啟了我國各種“開發區”“新區”“試驗區”“示范區”的閘門。改革開放以后,生產力布局重心開始由內陸地區向東部沿海逐漸轉移。
 
  發展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沿海港口城市
 
  “六五”時期(1981—1985年),在“放開搞活”的改革浪潮中,國家進一步調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明確了沿海、內陸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不同發展方向。為促進沿海地區的進一步開放,1984年,我國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便引進先進技術、興辦“三資”企業、投建中外合作的科研機構。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議紀要》,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我國形成了沿海開放地帶和工業城市群;對東部沿海開放地區從財政、稅收、信貸、投資、土地、外貿、資源等方面不斷給予政策優惠和改革試點支持,這些政策比起“特區政策”而言手段更為多樣、惠及區域更廣。2017年末,219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地區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強有力地支撐了地區經濟的發展。
 
  劃分“三大地帶”、設立新特區和國家級新區
 
  “三大地帶”發展戰略,是沿海地區開放戰略的延續和深化。八十年代初期,陳棟生等學者深入探討了三大地帶的劃分特點、原則、關系、意義及對策,區域板塊(空間)概念愈加被關注、應用和拓展。80年代中期,沿海、內地的劃分方法過于籠統,難以適應生產力布局的要求,以陳棟生為代表的區域經濟學者提出了東中西部三大地帶劃分的設想,并被國家“七五”計劃(1986—1990年)采用。“七五”計劃的總體目標確定為:“要加速東部沿海地帶的發展,同時把能源、原材料建設的重點放到中部,并積極做好進一步開發西部地帶的準備。”198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其中之一是“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
 
  1988年初,我國將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同年4月,國家批準興建全國最大的和唯一覆蓋全省的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立足海南的資源優勢和地理優勢,為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市場化做出了必要的探索。1988年9月沿海開放地區研究會成立并舉行第一次會議,以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為重點研究對象,著重探討沿海各經濟技術開發區興辦經驗和存在問題,為今后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進一步興辦和政府機關決策提供參考。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批準設立上海市浦東新區,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浪潮。作為長江三角洲的龍頭,浦東新區先行先試,與珠江三角洲的廣州、深圳遙相呼應,外部溢出效應十分顯著,顯示了其巨大的區域影響力、輻射力、帶動力,進一步拉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截至2018年6月,全國共有19個國家級新區。國家級新區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城市區,具有改革先行先試區、新產業集聚區等特征,對于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優化區域產業布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開放沿江、沿邊及內陸城市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區域合作廣泛開展,區域競爭也日益凸顯,一些地方政府運用各種手段干預本地要素的流出與外地商品銷入,濫收稅費、分割市場、重復建設等問題加劇了地區結構性矛盾。為緩解改革開放以來日益擴大的東西部差距,國家在“八五”時期(1991—1995年)將區域發展戰略調整為正確處理發揮地區優勢與全國統籌規劃、沿海與內地、經濟發達地區與較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促進地區經濟朝著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由沿海向沿邊、沿江和內陸城市延伸開放。1991年,開放滿洲里、丹東、綏芬河、琿春4個北部口岸;1992年,先后開放重慶、岳陽、武漢、九江、蕪湖等5個長江沿岸城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等邊境或沿海地區省會城市,太原、合肥、南昌等內陸地區省會城市。這些舉措雖然燃起了內地發展的激情,但是“八五”時期東部沿海地區社會固定資產累計投資占比仍高達64.9%,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仍然很大。
 
  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煥發區域發展活力
 
  1993年,《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出臺,標志著中國開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軌。這一時期各地出現了許多新的經濟發展形式,例如:浙江的溫州模式(個體私營經濟)、江蘇的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經濟)、廣東東莞模式、順德模式、佛山模式(引進外資經濟)、中部地區鄭州的商貿立市等,以及許多新的發展思路(梯度推移、市場換技術、出口替代/進口替代、外引內聯)等等。制度與機制的改革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在我國改革開放、民族振興、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具有重大的意義。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以“效率”為指導原則向東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促進了東部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區域經濟新格局的形成。
 
  新世紀以來的協調發展階段(1999至今)
 
  這一階段,我國統籌實施“四大板塊”和“三大支撐帶”戰略組合的區域政策,以多項重大戰略為引領,推動區域間協調互補發展、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區域政策體現了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開放協調發展格局,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引領,并結合細分的城市群、主體功能區、自貿區等戰略,加速提升了我國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
 
  經歷20多年的改革開放,非均衡發展戰略以“效率”為導向,采取向東部傾斜的政策,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經濟核心區域和京、滬、深、穗等經濟增長極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有了大跨越,幾乎持續保持了每年9%以上的增長率,至2002年時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6位,吸引外資居世界第一位。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龍頭,初步完成了鄧小平同志“兩個大局”構想的第一個大局。
 
  但是,東西部之間的區域發展差距逐步擴大,資源配置、生態環境、民族關系、區域競爭等一系列矛盾不斷激化,區域經濟問題(落后病、蕭條病、膨脹病和遲滯病)不斷凸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路轉向“繼續保持東部地區優先發展勢頭、加速中西部發展”的協調兼顧方式。
 
  為了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世紀之交,我國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財政、投資政策以推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提出要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按照統籌規劃、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原則,正確處理全國經濟發展與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正確處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按照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要求,國家逐步形成了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區域總體發展戰略格局,對我國各地區發揮自身優勢、促進共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七大報告在強調繼續支持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同時,明確提出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必須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的新思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以“四大板塊”為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引領,推進區域間的協調融合和高質量發展。
 
  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
 
  與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基礎設施落后、生態環境惡化、產業結構不合理、市場化和城鎮化水平較低,這不利于我國整體性、全局性的發展。1999年,國家正式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并于1999年9月,將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寫入了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中。國家“十五”計劃綱要(2001—2005年)按照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先后次序,對各地區的發展進行了總體安排,從根本上扭轉了改革開放以來按東、中、西三大地帶梯度推進的區域發展戰略。國家“十五”計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合理調整地區經濟布局,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并對西部大開發進行具體部署。2002年,《“十五”西部開發總體規劃》發布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步入實質性推進階段。西部大開發的實施,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獲得重大推動,促進了地區經濟沿著合理分工、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方向前進。
 
  接著在2002年國家開始明確“支持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調整和改造,支持以資源開采為主的城市和地區發展接續產業”。200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了振興東北地區的指導思想、原則、任務和政策措施;2004年4月,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全面啟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2007年,《東北地區振興規劃》發布,由此,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正式成為國家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之一。
 
  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發展
 
  中部地區土地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10.7%,是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物流中心,也是全國著名的農產品生產基地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業基地,但中部地區自然條件的限制阻礙了資源能源的開采利用,產業以一、二產業為主,重工業比重大,對外開放水平不高,人力資本相對匱乏,經濟處于相對落后的發展狀態。200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堅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加快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經過幾年的醞釀、研究,多個中央和國務院文件政策形成。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部省份,召開推動中部崛起工作座談會,強調要進一步拓展發展空間,努力實現中部地區全面崛起,中部省份依托現有基礎,大力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提升產業層次,在發揮承“東”啟“西”和產業發展優勢中崛起;特別是裝備制造業,要加大投入、加強研發、加快發展,努力占領世界制高點、掌控技術話語權,使我國成為現代裝備制造業大國。
 
  鼓勵東部率先發展是新時期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東部地區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發展現代農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業,進一步發展外向型經濟。鼓勵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在制度創新和擴大開放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東部地區要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結構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提高外向型經濟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東部地區以全國9.6%的土地和37%的人口(2009年),創造了全國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通過政策引導與自我發展相結合的方式,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發展模式。東部地區肩負著自主創新、節能環保、擴大開放、轉型升級的重任,因此,鼓勵東部繼續發展對體現東部價值、帶動全國經濟協調發展意義重大。
 
  統籌協調開放的具體實施
 
  隨著區域分工的不斷深化、細化,四大板塊的劃分從地理空間尺度來看依舊很大,地區封鎖和地方保護仍然嚴重,根據區域具體情況,制定針對性發展政策文件很有必要。為此,“十一五”開始(2006—2010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市群、主體功能區的區域政策文件,提出了以“四大板塊”為主體的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戰略,不斷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更加注重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區域合作和擴大對外開放,使得區域發展格局更加協調合理。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同時“加強國土規劃,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布局”,為推進區域一體化指明了方向。2008年,國家發改委編制《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明確提出珠三角要率先建立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2010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劃定的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三個國家層面的優化開發區域,均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其中,重點開發區域包括冀中南地區、太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地區等18個區域,顯示出主體功能區戰略在構筑區域經濟優勢互補、協調四大經濟區發展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此外,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重在發揮各地比較優勢,有針對性地解決各地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重在扭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增強發展的協調性”。
 
  國家間的競爭正日益演化為主要城市群之間的綜合比拼,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既是未來城市化的主要方向,也是區域協調新機制的建設重點。“十二五”時期(2011—2015年),國家十分重視城市群建設,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強調城市群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地區,在全國生產力布局中起著戰略支撐點的作用。我國已形成長三角、京津冀、遼中南、山東半島、海峽兩岸、中原、長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這些城市群對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時期,我國更加重視區域的統籌協調發展,注重東中西、沿海和內地的聯動,注重沿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干線引領創新,注重區域一體化和要素的高效配置流動,注重國內與國際的合作發展,注重區域協調發展和科學的國土空間開發。黨的十八大指出,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形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中央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引領,以西部、東北、中部、東部四大板塊為基礎,推動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促進區域間相互融通補充;同時,還提出了縮小區域政策單元,完善區域政策,提高區域政策的精準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定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并將其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七大戰略之一。
 
  自我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以來,區域格局的總體態勢是東西兩翼帶動中部崛起,從而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我國堅定地遵循改革開放,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在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經驗和資金的同時,加強自主創新,并將自己的產能、經驗、技術輸入發展中國家,實現在價值鏈地位上的轉變。“一帶一路”不僅擴展了區域合作的方式,讓中國與世界對接,還有效地解決了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有助于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縮小區域差距、推動經濟協調發展。
 
  京津冀協同發展主要包括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區域環境聯防聯治以及產業的協同發展。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標志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新階段。京津冀協同發展通過逐步破除制約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創新頂層設計和協同推進機制,已取得諸多發展成果。雄安新區的正式設立標志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步入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新制高點,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將為京津冀產業、交通和生態領域的合作協同確立新的標桿,也為京津冀協同發展開啟新的篇章。
 
  長江經濟帶包括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個國家級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兩個區域性城市群,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覆蓋11個省市區,面積超過200萬平方公里,人口和生產總值占全國比重均超過40%,關系著我國發展全局和民族復興大局。2016年9月,《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印發。2018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提出進一步完善長三角區域合作工作機制。
 
  粵港澳大灣區在傳統經濟特區經驗成就的基礎上,不斷尋求開放空間以及制度層面上的創新,是我國開放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活力較強的區域之一。廣東省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開展珠三角城市升級行動,聯手港澳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容。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這一戰略是我國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良性互動,在全社會范圍內發揮引領作用的典范。
 
  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相繼推出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措施,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環渤海經濟圈、武漢經濟協作區、中原經濟區等區域組織積極開展廣泛交流合作。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革命老區、民族地區、貧困地區、邊疆地區等特殊地區亟需予以扶持。為了推進扶貧工作以及邊疆建設,“一省幫一省”、精準扶貧、對口支援等政策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區域統籌協調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國區域政策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方針指導下,正在積極地探索和實踐著,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僅以改革開放以來算起,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2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09億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由381.2元增加到64644元。區域發展正經歷著倒“U”型發展之路,地區差距、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各地區的發展質量普遍得到提升。但是,長期以來自然、經濟、社會沉積的問題不是短期所能解決的。今天來看,東中西部地區力量相差依然懸殊,而且南北區域差距拉大趨勢凸顯,因此,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之路依然是艱巨而漫長的。
 
  區域經濟研究如火如荼
 
  新世紀以來的協調發展階段,區域經濟研究學者十分活躍,近四年論文發表數超過300篇,占近20年發文總量的36.9%,其中區域政策研究的熱度最高。通過“關鍵詞共現”的頻次進行聚類,可了解區域主題的特征。結果顯示,區域政策研究的內容十分廣泛,主題十分豐富,如:特區類、功能類、主題類、策略類、專項類、戰略類、經驗類等等,不勝枚舉。
 
  熱點研究區域:經濟特區、主體功能區、一帶一路
 
  “經濟特區”類包含經濟特區、保稅區、西部大開發、自貿區、科技創新、入世、低碳經濟、區域優惠政策、外商直接投資等關鍵詞。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我國不斷調整區域發展政策。1979年鄧小平同志首次提出要開辦“出口特區”,1990年國務院批準設立新中國第一個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2001年中國加入WTO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2003年以來,國務院頒布了建設節能型社會的一系列文件,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成為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必由之路,2013年我國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設立。
 
  “主體功能區”類包括協調發展、耕地保護、中部崛起、產業集聚、稅收優惠、公共服務、經濟補償、生態補償、振興東北、循環經濟等關鍵詞。中國區域經濟已經形成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發展的“四大板塊”總體戰略,主體功能區是對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落實,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并對每一類主體功能區的政策落實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一帶一路”類包括改革開放、新時代、區域合作、高質量發展、對外開放、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長三角、開放型經濟、特色文化產業帶、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關鍵詞。當今世界經濟形勢復雜、貿易規則不斷調整,“一帶一路”是我國在新時代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產業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十三五”規劃中,中央鼓勵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重大戰略為引領,推動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主要發展策略:貨幣政策、精準扶貧、發展戰略
 
  “貨幣政策”類包括區域差異、產業結構、區域效應、政策評估、區位選擇、貿易自由化、農村金融、PSM—DID、面板數據模型、聚類分析、收斂效應、溢出效應、因子分析、向量自回歸、空間自相關、夜間燈光等關鍵詞。
 
  “精準扶貧”類包括精準脫貧、扶貧開發、民族政策、貧困陷阱、教育發展、區域差異、深度貧困、城鎮化、新常態、連片特困地區等關鍵詞。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較大、教育非均衡現象突出、少數民族居住于偏遠地區,存在貧困情況不明、扶貧資金使用不當等問題,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不僅要建立幫扶機制,還要進一步擴大義務教育范圍,切實解決貧困問題。
 
  “發展戰略”類包括二次創業、中小企業、競爭優勢、高新區、創新網絡、區域創新體系、制度創新、地域根植性、企業集群、地方政府行為、漸進式改革等關鍵詞。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富民之本、強國之策,政府不斷鼓勵中小企業、青年創客激發創造熱情、提升創新能力,適應新的時代環境。
 
  可借鑒經驗:美國、東亞、京津冀
 
  “美國”類包括區域政策、鄉村振興、城市化、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合作、都市圈一體化、戶籍制度、地區封鎖、排污權交易等關鍵詞。美國區域政策的制定及施行歷史悠久,國際影響力巨大,在城市化與鄉村治理、區域經濟合作等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
 
  “東亞”類包括開放開發、農村經濟、全球價值鏈、研發創新、自有品牌制造、匯率制度、比較優勢、區域貿易協定、東亞自由貿易區、全球貿易治理結構、政府援助等。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深深地嵌入到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中,成為“世界工廠”,增大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成為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關注的重點;中國通過吸收東亞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拓展中間品貿易,與東亞各國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區域貿易、金融合作也是學者研究的重點。
 
  “京津冀”類包括京津冀、大氣污染、國家級新區、保稅港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同創新、政府補貼、人才引進等關鍵詞。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的重大戰略,要探索出一種人口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模式,形成新增長極。
 
  每個時期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會受到學者們高度關注,進而帶有這些對象的信息詞匯就會出現在各種學術刊物中,展現出科學研究中的學術前沿新進展、新動向。按時間維度對區域政策研究熱點詞關鍵詞頻次進行演進,這一結果為:經濟特區、西部大開發、WTO、東亞、中部崛起、主體功能區、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差異、城鎮化、低碳經濟、戰略性新興產業、精準扶貧、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升級、創新驅動、國家級新區。這一演進符合中國區域政策演變的階段劃分,是相關理論研究和各時期制定的五年規劃、區域發展戰略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我國區域政策正向更高級別的協調發展和高質量發展邁進。
 
  政策實踐研究特點及展望
 
  70年來,我國區域政策研究理論更加豐富,研究方法更加注重數量化模型化,從古典區位論、近代區位論的思想淵源,到新經濟地理學、新制度學派等不同區域經濟理論流派的形成;從定性的分析描述到投入產出模型、經濟增長模型、均衡模型等應用。區域政策目標清晰、政策工具具有可操作性,陳耀、張可云等學者均提出了系統的政策工具分類,政策績效評價中也更加重視GDP、產業結構、人均收入等具體衡量指標的應用。調控的區域單元更加細化,區域政策更加凸顯“個性”,從“兩分法”“三分法”“七大經濟區”到現在的“四大板塊”“三大支撐帶”,再到城市群、主體功能區、特色小鎮等劃分,我國區域政策設計更具實踐性。同時,調控的重點更加注重區域協調性,不僅局限于區域間GDP的平均或縮小,更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和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的目標。
 
  70年來,中國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理論上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膽探索。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十年的均衡發展時期,盡管在生產力布局方面缺乏科學的考證,但通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提升了我國工業化水平,中西部地區的經濟也得到了極大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國防科技水平、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改革開放早期的非均衡發展階段,我國通過“兩個大局”的思想率先發展沿海地區,大膽嘗試經濟特區的思想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實踐范式,直至今日,我國仍會選擇采取特區、自貿區等小范圍的片區劃分方式來檢驗開放政策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不可否認的是,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確實有所拉大,影響了我國整體經濟水平。新世紀以來的協調發展階段,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我國始終堅持改革開放,不斷推進“四大板塊”以及“三大支撐帶”的均衡協調開發,區域政策研究方面呈現出百花齊放、競相發展的良好勢頭,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思路越來越強調科學性、本土性、特色性和可持續性等,區域政策的發展目標向更高級別的協調開放發展和高質量發展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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